恒甫学社

三个代表现在基本是被人用来开玩笑了，所谓戴三块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于第一个代表，我脑子中只有几个问题，完全没有思路，第二个代表更是不知所以然，第三个，稍微想到了那么没有逻辑的几句。说说第三个。

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今天，早已经不再是全国一盘棋、地方服从中央。自从老朱搞了分税制之后，中央和地方亲兄弟明算账，地方搞经济的干劲起来了，中央也从此成为了世界顶级阔佬。但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地方上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诸侯，和中央某些军机大臣的利益休戚与共，要么尾大不掉，要么投鼠忌器。这事情，可以当作当今中国某些乱象的根源。年初大雪的时候，一个很有意思的情景是，不仅仅老温在前线喊保障电力供应，老胡也被逼的下了矿山和工人吃饭请他们多生产电煤，这就很值得想象；作为南京人，大家也能发现自2000年之后江苏、南京的最高领导人很少有“本省籍”，大多为空降干部，而这之前的陈焕友、王武龙可是地地道道的根正苗红，江苏作为经济大省人事上的变动，也颇值得玩味。

除了地方豪强之外，非中央的官办经济现在也是越办越红火。这一点大家深有体会。小时候我们还觉得中国的经济就是国有经济，现在，国有经济强的更强，剩下的，都让步给了私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我不记得我和谁说过，中国的经济，其实更可以叫做官办经济。也就是说，和西方经济一样，我们也是鼓励个体之间的竞争，但同西方国家所谓的个体是个人不一样的是，我们说的个体是各级政府。也就是说，在中国，个人投资、生产会受到种种限制（最典型直接的就是贷款歧视），但是对各级政府来说，他们享受的自由和西方的个人是一样的。

中央和地方的利益不一致，导致出台的政策不配套，民间谚语叫做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地方要的是快速经济发展（和政绩有关，但关系不大，更大的是快速发展后带来的比较优势和优势地位用以继续发展），而中央考虑的是均衡，经济发展最好保持平稳，过高的速度会导致经济烧掉，极端的例子就是大跃进之后的大困难。地方用以发展经济的一大法宝，也就是投资，用更学术一点的话，叫做投资饥渴症，这，就是官办经济的固有特征。

1991年邹恒甫发表了 Socialist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tical Investment Cycles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和政治投资周期）的宏文。地址在这里。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里面的公式可以忽略不看，看推导和结论。如果不想文章，没关系，我们来看它的abstract（关键看里面的abc）：

Socialist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has long been characterized by investment hunger, drives toward expansion, and cyclical fluctuation of investment rates. For decades, relatively high growth rates - often accompanied by a shortage of consumption goods - have typically been achieved at the consumers’ expense. Treating social planners as self-interested bureaucrats, the author offers a positive model to help understand the norms of socialist economic growth. This model demonstrates: (a) how rapid capital accumulation tends to serve the social planners’ own interests; (b) why investment hunger is an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social planners’ rational choices; and (c) when a drive toward expansion can cause a permanent shortage of consumption goods. Through numerical examples and empirical tests, the author provides a framework within which to analyze political investment cycles in a socialist economy. In China, he finds that high investment rates have often been linked to leftist political regimes and low or moderate investment rates with rightist political regimes.

按他的说法，快速投资积累是服务于社会计划者（中央政府官僚，部门和地方官僚）的个人利益的；投资饥渴症是官办经济不可避免的理性选择；投资饥渴症是建立在压榨民众消费的基础之上的。

同时，樊纲在他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中已经非常清楚地描述了在投资饥渴症下，地方政府如何通过“兄弟”竞争， 倒逼中央银行发行过多的货币来抢夺资源。

因此，投资饥渴症的必然结果就是私有投资不足，消费品有效供给不足。当消费品开始短缺，而货币投放过多，就会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在这种恶性通货膨胀下，受损失最大的还是绝大多数的底层的老百姓。

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说，由于维持统治秩序是社会最高计划者（中央政府最高官僚）的权力唯一来源，因此，维持社会稳定是他们的理性选择，所以中央政府会开始打击地方和部门官僚，进行经济收缩，用套话说就是所谓“治理整顿深化提高”。然后，就是私有经济萧条，国有企业也乘机排挤出一批老弱病残。中央政府官僚通过高失业率来最终达到控制通货膨胀，控制地方部门豪强的目的。

从官办经济和非官办经济的关系上来说，非官办如果做大了，应该会被某个军机大臣看上，缓步融合成为一个利益集团（中兴华为奇瑞莫不如此）。非官办和地方诸侯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更重要的，在中央眼里，其实二者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只是“量”的不同，同样是要关注的对象。

举例来说，自上世纪90年代弗里德曼彻底的击败凯恩斯主义一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不实行的是弗里德曼的那一套monetary economics；但中国因为种种客观和环境原因的需要，在困难时期还是用了凯恩斯主义那一套走出经济困难（94年10月cpi达到了历史巅峰27.7%，相比而言，今年上半年才7.9%）。问题是，经济走出困难平稳高速发展的时候，中国还在搞凯恩斯那一套。对应的是，国家在江苏搞了铁本，最后好像是强制拆了。再往深看看，还有上海的那个书记，不无是因为再国家控制投资的时候犯了高压线。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央为了达到自己维护社会统治、维护社会秩序目的的整顿，中央所代表的，永远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非官办作为创新能力的主力永远不会有大的发展，至少赶上美国没戏，但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一旦有用，会被立刻吸收进官办，他们更大的作用，是吸收就业，改善党的形象。

国家控制投资饥渴症，有好有坏，好处上面说了，控制恶性通货膨胀，坏处就是，地方放财政的需要就立即反应到了土地出让收益上，以致全国的房价陡然上升。铁本进国务院的视线和房地产价格上涨中间没有几天的时间差，江湖传闻上海倒台的前书记同志说过“楼价飞涨是因为房子供不应求，土地飞涨转手就获暴利是因为土地供不应求。供求关系的道理，卖西瓜的小贩没有一个不懂的。可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间，有人就是不懂，连不懂装懂都不会”。这话里面的深意海了去了。开头我说的中央和地方都能扯上。这里我还是要如我以前一样，b4一下那些理想主义。什么集资盖房能拉下房价，那是胡扯的。且不说是否可行，就便是可行，地方政府或许会为了稳定的原因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优惠土地使用价格，但地方财政的压力依旧，土地价格还是会涨上去，遑论个人对成本控制的缺陷、管理、材料议价方面的缺陷，集资盖房只会更贵。

凯恩斯主义是用来救急的，弗里德曼是用来救穷的。

自从老温宏观调控变调后，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呼声救没有低过。我开始海以为老温要用老朱那一套搞基础建设，结果老温的对策是重启外贸。而出口退税，是真正的一剂猛药。

中国内部的经济体制决定了基建会始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轮子，而外贸是另一个轮子。基建可以巩固国有企业垄断地位，政府的威权地位，促进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加强党的领导，增强人民内部的凝集力，是四项基本原则的经济基础；外贸可以搞活中小企业，引进先进技术，推行新思想新观念，改善党的领导，让老百姓感到幸福，所以是三个代表的经济基础。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三个代表中的最后一条，我现在也就想了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