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甫学社

陈寅恪文1942年《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节选：

先生少日即已大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共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就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大学。”

晚年人生的第一轮勃发

《论再生缘》大约在1954年的春季最后定稿。正所谓文字;一形成,便不再属于作者自己,而是属以后该文引发出来的一系列事件,是陈寅恪始料不及的。

1953年11月,陈寅恪便已委托系里副教授端木正的夫人姜凝为他购买蜡纸等工具,要刻印《论再生缘》。

端木正,安徽人1920年生。194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1947年获清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48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国际法专业,1950年取得该校法学博士学位。受恩师陈序经的召唤,端木正在1951年秋受聘岭南大学,并担任历史政治学系副教授兼代系主任。当时陈序经与文学院长王力特别嘱咐端木正,系内主要的工作是好好关心陈寅恪。其实端木正与陈寅恪关系的渊源,还可推前至五年前,在1946年冬的清华园,端木正已与陈寅恪相识,以后渐多往来。

从1952年起,时任岭南大学家属委员会主席的姜凝去旁听陈寅恪上课。当时岭大家属中未就业者,不少人为学校教材科刻写讲义,按件计酬。姜凝既与陈家相熟,唐篔遂与姜凝商议,请姜专门为陈寅恪刻写讲义。姜凝答应了。陈寅恪特意请姜凝为自己刻写讲义,除了有一份渊源外,还因为陈对刻写的要求甚严格,不能写简体字,格式字形要端正好看。《论再生缘》完稿后,陈寅恪仍托姜凝刻写。刻写好后虽交学校油印,但陈寅恪一再坚持自付刻写、纸张、印刷等费用。陈寅恪这样说,《论再生缘》不是学校教材,是个人著作。故屡嘱姜凝不要到教材科领取刻写酬金。

陈寅恪为何一再坚持自印《论再生缘》似是一个谜。此谜更因1958年香港友联图书编译所根据油印本出版《论再生缘》一书而染上了很浓的政治色彩。因为该书在“关于出版陈寅恪先生近著《论再生缘》的话”一文中有如下语句:“自中共以马列主义的教条控制大陆文化学术界以后,一般学人已失去思想、研究、发表的诸种自由。除了合乎马列主义的教条者外,其余一概视为反动思想、千方百计地加以排斥……陈先生对于此在书中一再慨乎言之”。

四十年过去了,今日沿着尚有踪迹可辨的历史轨迹去探寻,或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与众多的学人一样,陈寅恪中岁后一大心愿就是能将心血之作付诸印梓。在岭南大学四年,陈寅恪很满意的一件事,就是在1950年12月由该校中国文化研究室出版了新著《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出版之日不但在校刊上登了消息,而且说明在三个月内购书还可给予八折优惠。

陈寅恪对著作出版的情感,从下面凡件事可以窥知。

《元自诗笼证稿》出版后,每位选修他的课的同学,都可以得到他亲赠的一本书,扉页还印上陈的印章。这种做法一直保持到1955年为本科生开设的“元白诗证史”的选修课。该年参加选修课的同学,仍能得到陈赠送的一本当年9月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的《元白诗笺证稿》。但“与时代不合”的阴影,早在1952年便给了陈寅恪第一次莫名的打击。

1951年,中国科学院准备出版杨树达的旧作《积微居金文说》。杨树达,字遇夫,知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十年前陈寅恪己为杨树达的著作写下序言,评价之高,杨引为肺腑知友。十年后,杨树达仍拟将陈寅恪的序言放于卷首。陈寅恪欣然答应。但到了1952年5月,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局给杨去信称:陈寅恪序文的“立场观点有问题”这无疑宣告了该序文的命运。该年10月,杨树达的《积微居金文说》出版,陈寅恪的序文自然被删除。

所幸陈文在1942年已经刊行,检索这篇题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的短文,考察有问题的“立场观点”,很有意思。

也许文中最有现实意义的便是这么一段:

先生少日即已大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共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就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大学。”

这与其说是为杨树达作序,到不如说是陈寅恪因感而发,表达了他对为人治学以及文化与时势的遭际的心声,铮铮有凛然之气。

“生民祸乱”、“国老儒宗”、“京师太学”等等字眼,显然与五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社会时尚相去甚远。陈寅恪序文的被删,实属必然。

这是今日所知陈寅恪在新的社会中感受其“立场观点”与时代有相当大的冲突的第一次。它给陈寅恪带来什么影响呢?

1952年12月6日,即《积微居金文说》出版后不久,陈寅恪给杨树达寄去一信,信云:“手示敬悉。大著尚未收到。贱名不得附尊作以传,诚为不幸。然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者,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湖大改组,公何所归?能退休否?弟现仍授课作文,但苦多病,恐无相见之日,如何如何?专此奉复,敬请,道安!

陈寅恪自云“语意迂腐”,恐怕是当时最贴切的形容,陈寅恪的确对世局与个人不可调和的冲突有深刻的洞察。“将来恐有累大者”,表明陈寅恪对自身的判断已超出了一时一事之得失。

这是一封表达了不少内心真实想法的信。以后随着各类运动的此起彼伏,无论从言谈或是通信交往,陈寅恪已经极少在人前减否人物、褒贬时事了。

在1954年的春天,陈寅恪的确不想将《论再生缘》示人。有一细节可供参考:在1956年国家教育部委托高校发出的“专家调查表”的填写中,陈寅恪在“存稿情况”一栏里这样填写:“论文颇多,现正在搜集”。丝毫没有《论再生缘》的信息。《论再生缘》依然“真人不露相”。在五十年代的大部分岁月里,《历史研究》与《中山大学学报》一直希望能刊登陈寅恪的新论文,陈寅恪坚不示人,定有其心衷。“将来恐有累大者”,应当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注脚。其次,在“无所用心”心态下写成的《论再生缘》,在陈寅恪心中一直是“以遣有涯之生”的消遣之作,这未尝不是陈寅恪的一个心曲。十年后,当《论再生缘》名满天下(只是名字满天下而国内尚未出版刊行)时,陈寅恪作《再生缘校补后序》一文,起首第一句即为“论再生缘一文乃颓龄戏笔,疏误可笑”。“戏笔”一词,应当不是陈寅恪的自嘲,而是他的某种内心想法。

这或者是命中注定,《论再生缘》从它流传之日起,就与陈寅恪的诗作一样,被现实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去阐释与理解,甚至为时势所借助,其人文的涵义相反退居第二位。

1956年8月，时年七十五岁的世纪老人章士钊走进了康乐园。《论再生缘》开始出现意想不到的经历。章士钊是肩负着重大使命在赴香港前夕路过广州的。一个月后,《论再生缘》油印本被带到香港。

生于1881年、比陈寅恪年长九岁的章士钊,是一个很具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晚清时期他与革命党人鼓吹革命,1903年轰动一时的“苏报案”,在三名当事人之中,章太炎被捕入狱,邹容死于狱中,而章士钊则侥幸得脱。其后,在数十年中国现代历史风云中,皆能见章士钊并不寂寞的身影。以下几件在历史上很惹人注目的事件,似乎可以勾勒出章士钊在不同时期的各个侧面。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办了一本《甲寅杂志》上抨击时弊,议论时政,为时人瞩目。十年后,章氏再创《甲寅周刊》,封面画上一只咆哮的老虎;时章氏出任段祺瑞政府的教育总长,卷入了1925年北平的学运风潮,人称“老虎总长”。三十年代后,章士钊与上海闻人杜月笙来往密切,以大律师的面目出现在上海滩。1932年在国民党法院控诉前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犯了“危害民国罪”的案件中,章士钊奋然担任陈独秀的辩护律师。1949年3月,国民党政府派遣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为“国共和谈”代表赴北平与共产党谈判,章士钊等人被人誉为“和平老人”。

终其一生,亦官亦士,亦主亦客,故“无党派人士”章士钊一生交游甚广,在1949年后,章氏在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1956年8月7日,带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章士钊从北京乘火车南下广州准备赴香港。在等待赴港的这段时间里,章士钊专程到中山大学拜访了陈寅恪。章、陈两人会面,相谈甚欢。陈寅恪将近年所撰新著一一相赠,其中便包括《论再生缘》。章士钊一生“贤达”的名声太大了,掩盖了他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学人的另一面。章幼娴诗书,卓具文采,早年东渡日本留学,复至英国攻读法律专业。相传辛亥武昌首义消息传至伦敦,章马上收拾行装返国,其时距其将获得硕士学位尚余数月。二十年代末国民党通缉“北洋余孽”,章士钊携妻重返英伦读书,此时章士钊已年近五十岁。

章士钊独具慧眼,在陈寅恪相赠的数种近著中,觉《论再生缘》“尤突出”,于是诗兴大发,“酬以长句”。一年后章士钊在香港印了一本《章孤桐先生南游吟草》诗集,以纪念1956一1957年广州、香港之行，诗集收录了这首七律。诗云:

岭南非复赵家庄，却有盲翁老作场。

百国宝书供拾摄，一腔心事付荒唐。

闲同才女量身世，懒与时贤论短长。

独是故人来问讯, 儿时肮脏未能忘。

诗中第一、二句典出南宋诗人陆游在七十一岁时所作的一首绝句:“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该典并非章士钊活用,实为陈寅恪之感叹无疑。在《论再生缘》的结尾,陈寅恪悲伤写道,“自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务观赵庄之语,竟‘蚤为今日谶’矣”。欲明陈寅恪之悲,需先解陆务观之句。陆游作此诗时遭贬闲赋已有六年之久。诗中描述盲目艺人在古风依然的赵家庄说唱“身后是非谁管得”的蔡邕故事。蔡邕,又名蔡伯喈,东汉人,灵帝时为中郎,献帝时拜左中郎将,世称为“蔡中郎”。据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载,宋光宗年间已有“蔡邕弃亲背妇为雷震死”的剧目上演。时人附会剧中人蔡伯喈皆为东汉年间的这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所以陆务观有“身后是非谁管得”之叹。“古典”虽解,“今典”仍朦胧。“负鼓盲翁”一典,在陈寅恪晚岁诗篇中多次出现。陈寅恪对陆游此绝句感触独深,当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心事在。章士钊效陈寅恪之法,以古典、今典入诗赠与陈寅恪,可知1956年陈、章两人这次见面倾谈之深。

陈寅恪在这个夏日对“故人来问讯”的章士钊表示了十二分的热情。唐筼亲自下厨置酒招待。这些在章士钊另一首《和寅恪六七初度,谢晓莹置酒之作》的七律中有所反映。章士钊诗中“懒与时贤论短长”句,说明章士钊对陈寅恪在五十年代前期的情况有相当的了解。

陈寅恪晚年到底与章士钊有过几次见面今已不易考证,但每次见面均作密谈则当年与陈寅恪来往密切者已有所闻,只是密谈的内容无人知晓。

9月,章士钊抵达香港。这是章士钊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以半公开的“特殊统战使者”的身份在香港露面。在台湾、香港等地的上层圈子中引起反响。《论再生缘》油印本也由章带到香港。

两年后,1958年12月号的香港杂志《人生》登出署名余英时的文章,题目为《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文中主要观点为:“而尤足以显出陈先生对极权统治下学术文化状态之反应者,则为书中论思想自由之文……”。1959年,友联图书编译所将《论再生缘》排印出版。至此,陈寅恪这篇文章“传播海外,议论纷纭”。大多数海外人士认为《论再生缘》“充满了家国兴亡的感慨”,随处可见“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其时大陆“三面红旗”等政治运动开始给国民经济造成恶果,台湾的国民党开始构想反攻大陆的美梦。这些无法抹掉的时代背景,令人们眼中的陈寅恪所抒发的“家国兴亡感慨”,具有很浓的现实政治色彩。

1960年,香港出版《论再生缘》的消息传回大陆。香港《大公报》一记者将该书送了一本给学校党委书记冯乃超。校方这时才重视这篇“饶有深意”的长文。在此之前,《论再生缘》一直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一,理解该文,需要有相当程度的文史基础;二,在当时中山大学一些人的印象中,陈寅恪最可批判的地方,不过是“顽固的资产阶级立场”。

其实,中山大学早于1953年便已知道陈在研究《再生缘》。该年汪（竹 钱）南下访师时已向校方汇报过此事。翌年学校教材科油印《论再生缘》一稿共得一百零五本,其中一百本交陈寅恪,五本教材科留下存档。更有一事,陈寅恪晚岁曾一度非常喜爱的一位学者,时任历史系副主任的金应熙,在五十年代中期便对《论再生缘》推崇备至,对文中的一些段落及诗句背诵如流。

但现实政治是相当敏感的。校方开始严厉追查《论再生缘》究竟如何流出境外。中山大学一些有可能接触过该文的人都受到审查。最后由唐贺说出可能是章士钊带出境外方不了了之。章士钊的能耐的确可“通天”,1960年7月29日由他提议,中央有关部门批准,陈寅恪、沈尹默、商衍婆、徐森玉四人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陈、沈两人皆为章士钊的挚友。不知何故,这次聘任没有发薪水,连聘任书也没有发。章士钊曾向陈、沈等人发出到京任职的邀请,但陈寅恪与沈尹默都没有晋京上任。这是题外话。

一向避离“世俗”的陈寅恪是敏感的。在中山大学追查期间,他不但只让黄萱将油印本《论再生缘》亲手交给校方,含送交审查之意,而且唐贺代表陈寅恪亲自向冯乃超作了说明。冯乃超即表示,“出版的话无非想挑拨陈和党的关系”,党信任陈寅恪,“不会让别人挑拨得逞”。

其时,距郭沫若突然对《再生缘》发生兴趣,不久发出一轮密集型的研究“排炮”还差一年的时间。

距陈寅恪1953年“忖文章之得失,兴窈窈之哀思”亦悠悠七载。头上添几许白发,心灵走过多少曲曲折折的路。“将来恐有累大者”,竟不幸而言中。

陆键东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附网上讨论热贴：

                                              正视陈寅恪

       中国人向来迷信，没文化的人笃信神，有文化的人敬畏权威。人们曾普遍陷溺于对政治权威的迷信，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中国知识界，迷信对象是学术权威。

　　　　一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曾连续数月稳居北大风入松书店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如今北大文科学生没有读过这部书的怕是不多。毫无疑问，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国学热衷，得分最高的就要算是陈寅恪了。

　　　　陈寅恪崇高的学术地位无可否认。二十世纪有五位历史学家堪称第一流的史学大师，这就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陈寅恪何以会卓尔不群，出其类而拔其萃? 周一良先生总结了四条：非凡的天资；深厚的学养；良好的训练；充分的投入。成功＝1％的天赋+99％的汗水，这个公式对陈寅恪来说肯定是不适用的。人们普遍认为，天赋是成就陈寅恪的极重要的因素，单是他那惊人的记忆力，就让你不得不服。在他中年失明之后，仅仅靠着助手的帮助，能够继续从事研究和著述，这里不只是一个毅力的问题，记忆力的顽强至关重要。除了天赋超凡，陈寅恪学问的渊博尤其可观。当年吴世昌与唐兰纵论天下饱学之士，曾出大言云：“当今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一九一九年，吴宓在哈佛初识陈寅恪，就向朋友宣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傅斯年也说过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大昕)”的话。钱晓徵何许人也? 有清一代三百年，学问家之渊博，当首推钱氏。而汉学之外，陈寅恪更有丰厚的西学素养。过去人们盛传陈寅恪懂十几种甚至二十几种中外文字，看来并非夸张之辞，从他留学德国期间留下的部分笔记本来看，就涉及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卢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古波斯文、希伯来文、东土耳其文等十六种文字，难怪季羡林先生用了“泛滥无涯”四个字来形容他的治学范围。毋庸怀疑的是，陈寅恪的学问远比我们从他留下来的著作中所看到的东西多得多，吾辈其生也晚，无缘亲聆其教诲，自然难以窥其堂奥。陈寅恪的弟子们就不同了，他们的感受要深切得多。据周一良先生回忆说，三十年代，他在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大学听过好些名家的课，当时的想法是，别的先生学问固然很大，但自己将来或许也能达到他那种境界，而陈寅恪的学问则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简直让人不可企及。这种感受应该是很真实的。说到陈寅恪的学问之大，有一个故事素为人们津津乐道，这个故事出自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蓝文徵之口。据说蓝氏一九三三年在东洋文库邂逅日本东洋学泰斗白鸟库吉，白鸟一听说他是陈寅恪的学生，马上趋前与他握手，原来白鸟研究中亚历史时遇到某个难题，写信请教奥地利、德国学者，都不得其解，后来托人请教陈寅恪，问题才总算得到解决。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日本学者大都表示怀疑，因为在《白鸟库吉全集》中从未提到过陈寅恪的名字，当时在东洋文库的石田干之助也说不知有此事。如此看来，关于陈寅恪的学问，恐怕也难免有一些神话的成分。

　　　　陈寅恪一生的数百万字论著，如今大都被奉为中国史学的经典著作。二十世纪前八十年总共出版了一万二千余种历史学著作，今天还有阅读价值的，连一书架都装不满，而陈寅恪的某些著作，可能会被人们读上几百年。前些年，北大历史系的一位班主任曾向学生许愿：谁要是把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抄上一遍，就把这本书送给他。结果真有几位学生那样做了，害得这个班主任跑遍了全市的书店。陈寅恪的论著对今天的历史研究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他用力最多的隋唐史领域尤其如此。一位历史学家感慨说，作为一个隋唐史研究者，我没有办法不对陈先生又敬又畏，“研读陈先生著作时所抱的心情，虽然有如到西方取经求法的唐僧，但拿起笔来希望发挥点私见的时候，却往往发现自己变了孙悟空，不容易跳出陈先生论学的五指山”。他说他私下感到庆幸的是，我们只有一个而不是五个或十个陈寅恪。

　　　　陈寅恪的学术地位如此崇高，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一九八八年在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曾就陈寅恪是否可以超越的问题有过一番争论，与会的大多数学者认为陈寅恪是无法超越的，季羡林先生致闭幕词时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以为陈寅恪又可以超越，又不可以超越；在他研究过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可以超越，但他的总体学术高度不可以超越; 作为一个学术巨匠，“在他的范围之内无法超越，原因就是我们今后不可能再有他那样的条件”。陈寅恪果真是中国史学界一座无法逾越的顶峰么? 陈门弟子不能把话说得这么绝。我们尽可以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怎么能断定将来不会发生什么呢? 必须承认，陈寅恪是一位资质过人的天才，但肯定不是世上最后一个天才。天知道二十一世纪会发生什么事!

　　　　季羡林和邓广铭先生在为《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一书题词时，都写的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类的话，作为陈门弟子表达对先生的敬仰，固无不可，但如果要对陈寅恪的学术做一个公道的评判，那就应该取一个正确的视角，既不能斜视，也不能仰视。汪荣祖教授的《陈寅恪评传》一书，对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做了全面的评述，颇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学术观点中的所有不妥帖之处，都让汪荣祖教授弥缝得毫无破绽。比如陈寅恪将牛李党争解释为科举与门第之争，即所谓“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可是很多人并不赞成这种看法，根据日本学者砺波护的统计，牛李两党中出自科举和门荫的几乎都各占一半；汪荣祖教授对此的说法是，陈寅恪的观点被简单化和绝对化了，这是一个理解的问题。我觉得，这大概就是仰视的结果吧。

　　　　处于今日的陈寅恪迷信之中，王季思先生的评价是难得的冷静和公允，他的评语有三条：考核精严，论证周密，而不免有些繁琐；识解超卓，迥异时流，而不免偏于保守；缅怀身世，感情深沉，而不免流于感伤。所谓“保守”，大概是指陈寅恪的遗民情调而言，也有人称陈寅恪为广义的文化遗民。不管怎么说，他一生以遗民自居，这一点是不能不承认的。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胡适就说他颇有 “遗少”的气味，他之所以与王国维交谊极笃，情感上的共鸣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陈寅恪有“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的诗句。晚清时代，人们一般称咸、同为中兴之世，至于光、宣的衰败，是连清人也不否认的，而陈寅恪居然把光、宣比作开元盛世。在他看来，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是在开历史倒车，故谓“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再者，陈寅恪对门第、家世的过分看重，也与他思想意识的保守倾向有关，这种早已不合时宜的社会观念，给他的历史观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的隋唐史研究，主要就是以门第、婚姻、地域集团作为坐标的。问题在于，唐代已经处在从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转变时期，身份制社会的逻辑是否可以顺理成章地说明一切问题?

　　　　繁琐考证是实证史学的一大痼疾。陈寅恪一生的著作大都是考证文章，繁琐也就在所难免。譬如韦庄《秦妇吟》“一斗黄金一升粟”句，有的版本作“一斗黄金一斗粟”，为了计较这一字的是非，陈寅恪在《韦庄〈秦妇吟〉校笺》中，一口气列举出十六条史料，以证明“斗粟”、“斗米”是唐人习称，而后又引宋人记载，说明“斗”、“升”二字隶书相似，因此很容易误“斗”为 “升”，可末了却以巴黎图书馆馆藏敦煌卷子为据，肯定这句诗还是应该作“一升粟”才对，因为“一斗黄金一斗粟”是唐人习语，不足为奇，韦庄用“升”字，乃是“故甚其词，特意形容之笔”。看了这段考证，你不觉得他绕的弯子太大了么?果真有必要浪费那么多笔墨吗? 一九五八年，中山大学的学生给陈寅恪贴过这样一份大字报，说他在讲授“元白诗证史”一课时，考证内容非常无聊，他曾考证白居易《琵琶行》诗中的那个妓女有多少岁，在长安属第几流妓女，甚至考证出白居易那天晚上到底上没上她的船云云。《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的作者认定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杜撰，他找到一份当年的课堂笔记残页，证明陈寅恪在讲授《琵琶行》时，是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两个方面来论述此诗所反映的唐代社会的。然而我倒以为，那张大字报里的故事不像是编排出来的，因为在陈寅恪以诗证史的史学名著《元白诗笺证稿》中，就有过类似的考证。问题是由洪迈《容斋随笔》的一条文字引起的。洪迈对白居易半夜三更不避嫌忌地登上那个妇人的船感到诧异，——这是宋人的道学心肠，本不值得与他理论，不料陈寅恪竟认真计较起这事来。他认为洪迈对诗的理解有问题，所谓“移船相近邀相见”的 “船”，乃是“主人下马客在船”之“船”，而非“去来江口守空船”之“船”；也就是说，是白居易邀请那妇人上了他送客的船，而不是白登上那位妇人的船。史家解诗，在研究文学的人看来，一定会觉得很可笑。人们常说，陈寅恪以诗证史，为历史研究另辟一蹊径；作为一种创意来说，固然值得肯定，但我总觉得，陈寅恪说诗，心眼未免太实在了一些。好比文人一说“风和日丽”，气象学家就非要寻根究底问清楚究竟气温几度，风力几级。这种路子并不值得提倡。

　　　　如果有谁想要认真见识一下陈寅恪的考证繁琐到什么程度，那他真应该去读读《柳如是别传》才是。这部耗费作者十几年心血的八十余万字的巨著，是他晚年聊以自娱的创作。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这部书究竟有多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陈寅恪这样一位史学大师来说，把偌大的精力消磨在这部书上，实在是太不值当。这让我们想起为了一桩《水经注》的笔墨官司而耗去十几年学术生命的胡适，不禁令人叹惋不已。在陈寅恪的所有著作中，《柳如是别传》恐怕是问题最多的一种，其中包括一些史实错误。这一方面与作者对明清之际的历史不十分熟悉有关，但更重要的，我们不能忘了，他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说到这部书的冗长繁琐，主要是失之散漫，许多考证都游离于主题之外，让人不得要领。作者自己也感觉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他在书中不止一次自称其考证“支蔓”、“烦琐”。读《柳如是别传》，就像是听一位上了年岁的老人絮絮叨叨地扯家常，写到开心处，还不时来上一句“呵呵”，——看得出来，确实是信笔所之。要想读完这部书，可是需要足够的耐心。

　　　　陈寅恪的文章有独特的风格，他总是习惯于先引上若干条史料，然后再加上一段按语的做法。给人的感觉，他的文章更像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读书札记。胡适在日记里曾经这样评价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这不只是胡适一个人的印象，很多人大概都有同感。陈寅恪写文章惯用文言，不过他的文言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据说钱钟书先生也说过陈寅恪文章不甚高明之类的话，主要就是着眼于文言的标准。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一种共同的尴尬，白话对他们来说还不习惯，文言又写得不够典雅。当然，表达只是一种形式，但形式的完美与否绝不是末枝小节。

　　　　评骘陈寅恪，不能不涉及他的为人。大师有两种，一种是学问和人格都可以为人模范的；另一种呢，作为学者是巨人，作为人是侏儒。陈寅恪属于前一类。尽管他的思想不免保守，观念不免陈腐，然而他的人格却近乎完美。人们最看重的，当然首先是他特立独行的精神。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这样推许王国维：“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段话也可以用来表彰陈寅恪。陈寅恪一生以“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相标榜，经历了百年来的世事纷扰，这种操守显得格外难能可贵。对于今天的中国知识界来说，陈寅恪的人格魅力显然更甚于知识魅力，这也可以部分解释陈寅恪迷信产生的社会背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人们对陈寅恪的尽力揄扬，实际上包含着对某些学者的谴责意味，在大陆学界更是如此。

　　　　陈寅恪一生始终不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九五三年，当郭沫若请他出任科学院历史二所所长时，他甚至公然提出历史二所不学马列，并要求毛公或刘公给一亲笔批示。由于这种原因，对陈寅恪的评价自然就比较棘手了。在一九八八年举行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许多学者都表达了一个类似的意思，说陈寅恪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治学之道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因此“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这种评价充满了学者的睿智，不过它反映的完全是一种政治思维定式，就像把知识分子算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似乎是替读书人正了名分一样。陈寅恪地下有知，一定会觉得啼笑皆非。拿政治眼光去打量陈寅恪，往往不免于穿凿附会。比如关于他一九四九年为何不去台湾的问题，大陆方面把它解释为一种爱国举动，台湾方面则说是他思想“左”倾的女儿极力劝阻的结果。依我看，这都是一厢情愿的说法。问题的要害在于，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大概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丢掉了大陆的蒋介石能够守住一个小小的孤岛，陈寅恪一生不介入政治，如果去了台湾，一旦台湾失守，他不就太尴尬了么? 这可能是当时相当一批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俗语云“名师出高徒”，此话仔细推敲起来有很多问题。有人把它修正为“严师出高徒，高徒出名师”。这后半句话可以用来解释今日陈寅恪之热闹和王国维之寂寥。作为中国近代史学开创者的王国维，在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分量绝对不在陈寅恪之下，然而今天的实际情形是，陈寅恪的声誉远在王国维之上。看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词条长度就一目了然了，在所有历史学家中，“陈寅恪”一条是最长的，而“王国维”一条的字数竟不到前者的四分之一。这种偏向颇耐人寻味。王国维之所以受到如此冷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弟子为他捧场，他一生中只是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掌过两年教鞭而已，而陈寅恪自归国后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讲席，前后几达半个世纪，今天中国史学界的耆宿硕儒，大都与他有某种渊源关系。当然，王国维名声的不振，与他过早弃世也不无关系，毕竟他只活了五十岁。

　　　　对上面那句俗谚，我也有一个修订版，叫做“大师门下必有高徒，高徒未必皆出大师，大师无师”。前两句不必解释。大师无师，不是说没有师承，无师自通，而是说不囿于家法，没有一定不变的路数，亦即博采众家之所长，能得前贤之真谛，而不只是仿佛其形式。比如说陈寅恪文章写得不高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非要学他那套引史料加按语的做法，甚至连他引用史料时卷页数码必用大写数字的习惯也刻意效仿的话，恐怕就难免效颦之讥了。平常学者，大抵看重门户，甚至每以出自某某名师之门相矜尚，可是你说得上来王国维、陈寅恪出自哪家师门吗?大师与俗儒的区别就在这里。

　　　　说到超越陈寅恪的问题，虽然我不认为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直到今天为止，可能毕竟还没有变成现实。为什么二十世纪上半叶产生了那么多的大师，而近五十年来的和平环境反倒很难造就出新的学术巨人?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不少人指出，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是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十年黄金时期，这十年间所产生的文化巨人，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数出一大堆来：鲁迅、胡适、陈寅恪、熊十力、冯友兰、赵元任、陈垣、顾颉刚、郭沫若……只是对于这一学术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人们的意见尚有分歧。汤一介先生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学者们能够在比较自由的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而反对者则说“当时写下《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的鲁迅先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反过来想想，既然当时的社会允许鲁迅发表这样的文章，怕是多少也能说明点问题吧?不要忘了，就连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等人也是那个学术环境造就出来的。

　　　　有人说，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照我的理解，学识并不难办，只要方向一定，只要充分投入，再不乏聪明，就足够了。不过要是只有学识，哪怕学识再多，终究只是个书呆子。要想有见识，就需要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环境和比较宽容的学术氛围，当整个历史学界都在围绕“五朵金花”做文章的时候，怎么能指望有见识? 最难得的是胆识。在严酷的政治环境和令人窒息的学术空气中仍能保持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这就叫胆识。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这个标准显然太高了，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陈寅恪或顾准。

　　　　陈寅恪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学术必须疏离政治。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与政治有着太多的牵连瓜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从四十年代的翦伯赞、吴晗到七十年代的罗思鼎、梁效，影射史学的传统源远流长。史学一旦沦为政治的附庸，就无异于宣告它的灭亡。我一向不赞成史学为什么什么服务、与什么什么相结合的口号，“服务史学”、“应用史学”必然沦为庸俗史学。要想造就出超越陈寅恪的史学大师，必须呼唤独立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怎样才能具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 我的宣言是：不盲从于政治，不盲从于时代，不盲从于权威，不盲从于习惯。这就要求社会给我们提供一个相对自由和宽容的环境，允许不同史学流派和异端思想的存在。近二十年来的史学繁荣，正是建立在历史观念多元化的基础之上的。

　　　　如今的史学，景气倒是景气了，可是却再难见到陈寅恪般气象恢弘的大师。问题的症结还在于，今天的学术太功利了。政府功利，每做一项研究，他先问你能派什么用场，看看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指南吧，哪一项不是为现实服务的? 学者也功利，而今学者治学，为的是学位，为的是职称，为的是项目经费，何曾为过学术? 等到拿到博士学位，当上教授、博导、院士，人生的追求就到了尽头。陈寅恪们似乎不是这么个活法。他游学欧美十余年，上过那么多名牌大学，居然就没有拿一个博士学位，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而对他这样一个既无博士头衔，当时又没有什么著述的白丁，清华国学研究院竟然肯发给他一纸导师聘书，又是一桩叫人纳闷儿的怪事。是的，时代不同了，学术功利化的时代可以陶冶出一大批兢兢业业的专家学者，但终难铸就器宇磅礴的鸿儒。

　　　　陈寅恪的幸运，正是我们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