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甫学社

五、《李白与杜甫》属秘密之作

　　这是他写作时间最长的一部著作，似乎也是他费力最多的一部书。
　　郭沫若是“才子”型人物，即使是甲骨文这样的艰深著作，他写作起来也不
过两三个月即可完成，《周易》的解读，只用了一周的时间，甚至《百花齐放》
的那样的诗歌集，也就用了“十天”功夫。然而，《李白与杜甫》却用了他三年
之久的时间。这本身就很有琢磨的余地。
　　郭沫若写作这部书的本意中无法排除其“迎合”意图，但文革折腾和失子之
痛中的郭沫若，似乎还另有想法，他在铁屋子的憋闷中似想找个知己“对酒当
歌”。这个知己他终于找到了，那就是与他个性非常相似的李白。他想极大限度
地歌颂李白及其叛逆，从而让诗人的魂魄离开这喧闹的地球，进入“乘日月，御
飞龙，游乎于四海之外”的那种自由天空。说来真怪，同是著作，章士钊的书毛
泽东不仅反复看，而且几番敦促康生快快协助出版，而“沫若兄”的这部书，完
成时从未听说毛泽东的过问和关心，出版后也没听说过毛泽东对该书的褒扬，哪
怕一个字。毛泽东既没写过一个字的信，也没说此书之好与坏。这本身就很有意
思。比这更有意思则是书出（1971年）之后的1973年，毛泽东写诗两度批评了郭
沫若。这是一个很需要注意的历史环节。否则，《李白与杜甫》的解读将失去许
多有价值的地方。为什么毛泽东会在这个时候出击郭沫若？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
题。
　　郭沫若写作此书，知道的人很少。好象只有周恩来知道。章士钊写书时知道
的人也不多，因为他在人们心目中是个落伍的遗老。据研究者说：“1969年秋，
当时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副部长余湛等同志根据周总理指示就苏联1969年6月13
日的政府声明走访了郭沫若，郭沫若告诉了他们关于李白出生于碎叶的考证”
（王锦厚《郭沫若学术论辩》208页）。随即，外交部就写成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外交部文件──驳苏联政府1969年6月13日声明》的文件，并在当年10月9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其中采用了郭沫若的考证材料。
　　这里提示我们，乔冠华和余湛等人“走访郭沫若”，是受周总理的“指示”
而来的。显然，周恩来是知道郭沫若的写书动态的。周恩来以下知道郭沫若动态
的人可能没有或者少之又少。但毛泽东有可能知道。周将郭沫若的写书动态反映
给毛泽东，对周和郭两人都没有坏处。因为毛泽东喜欢李白。
　　显然，在周恩来“指示”之前，外交部这一级政府机构里的人是不知道郭沫
若在写《李白与杜甫》的。正因为“声明”的发表，大家才知道郭在写作此书。
该书完成之后，并没有马上出版。经过反复修改，才于1971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从写作到出版经历四年之久的时间，这在郭沫若的写作生涯中大概属
于最漫长最难产的一部。如此景象，似可反映郭沫若对此书的“用心良苦”。就
是说，这部书他是费过功夫，认真把玩，前后思索过的，绝非才子义气，一气呵
成。

　　六、李白与杜甫的性格特征

　　李白与杜甫到底是两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郭沫若会有不同取舍？为什么郭
沫若对李白予以“高扬”就是“巴结”；而对杜甫“贬斥”就是“不敬”？
　　《李白与杜甫》一书，着实有不少问题可以提出。郭沫若写作这部书，也同
样具有多重寓意。这里有必要就李白与杜甫的大致情况聊做简介。
　　李白与杜甫都是唐代的著名诗人，而且两人尚有接触和来往。公元744年，
李白44岁，杜甫33岁。那时李白虽已“赐金还山”，由长安发落来到了洛阳，但
名声高大；而杜甫则是10年考第不及在外流浪的闲人，并没甚么名份。在李白
1000多首诗作中，只有4首有关杜甫。李白的笔端大多是在敷衍。在1400多首杜
甫诗作中，有关李白的却有20多首，其中10首是思念李白的。杜甫对李白保持着
相当的崇敬，李白对杜甫则不太认真。仿佛当时李白是大明星，而杜甫则是追星
族。杜甫成名则在后来。李杜齐名，那更是以后的事，是杜甫死后的事。李白与
杜甫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写作风格，甚至反映着不同的时代精神和“人
民”特性。
　　一般来说，李白是浪漫主义的，而杜甫则是现实主义的；李白具有自然主义
气质，而杜甫则更侧重于民间疾苦；李白叛经离道，杜甫则恪守礼教；李白诗中
大谈女色和酒气，杜甫则恋歌甚少，饥饿不绝；李白豪爽轻快，杜甫工整沉郁；
李白“天子唤来不上船”，杜甫“每饭不忘君”；李白是一碗清澈的绿茶，而杜
甫则是一碗自来血；李白是道家徒弟，而杜甫则是儒家徒孙；李白的艺术是自然
天成的“天才”狂泄，而杜甫的诗歌则是严格工整的“学力”所为；李白不可学，
杜甫必须练。李白是天才，杜甫是地才。
　　由于李白与杜甫的这些特征，天然浪漫主义气质的毛泽东无疑会喜欢李白而
不喜欢杜甫，天然浪漫主义才子的郭沫若必定会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毛郭俩
人都厌恶杜甫，此非因“文革”爆发，而是以前的“心迹”。
　　宋以来，理学兴起，“礼教”更隆，于是杜甫这样所谓关心民间疾苦的诗人，
就成了“人民诗人”。李白作为世界诗人，在世界各国影响深远，而杜甫作为
“人民诗人”，在国内颇有市场。甚至杜甫在中国礼教文化中，越来越成了“图
腾”。正是如此，杜甫的问题也就越发突出。
　　宋明以来，与大唐时代正好翻了个：杜甫上了天，李白下了地。郭沫若看不
惯这一现象，他要对这两位原本都应得到重视的诗人，予以“平反”，重新“颠
倒”。在他的笔下，李白没有那么恶劣，杜甫没有那么高大。郭沫若再次为古人
翻案。
　　对待李白、杜甫，郭沫若像对待屈原、宋玉那样，一褒一抑。对李白，他倾
其热情，予以颂扬和讴歌，而对杜甫则充满愤怒，将之揶揄和拔皮。这种写作态
度，自然会生太多的问题，定会让“客观”的学问家抓住把柄。

　　七、郭沫若抨击李白

　　郭沫若在“高扬”李白的同时，也对其“世俗”的一面做了毫不留情的揭露。
郭认为李白的家世与武则天的家世有着极大的类似，甚至两者的心境也有某种相
同：

　　李白的家世，同中国唯一的女帝武则天的家世，有点相仿佛。武则天的父亲
是木材商人，伯父是大地主。家财虽多，但不是显族。故骆宾王在讨伐她的檄文
中说她“实地寒微”。正由于有这样类似的家境，便赋予李白以双重的性格。一
方面他想提高自己的门第以获得一定的权势，这一意识便结想而为凉武昭王九世
孙的传说。另一方面却又使他能保持着一定的平民性，能和中下层的民众接近，
有时仿佛还能浮云富贵而粪土王侯。又庸俗而又洒脱，这就是李白之所以李白。
（《李白与杜甫》）

　　由此可见，唐代的“门阀”观念是何等严厉。天才如李白者，活在现实生活
中，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身份，进而显得十分庸俗，投靠了“贵族”。文人的“软
骨头”病，在李白这里同样突出，其他的那些不能“粪土王侯”的文人，其“软
骨病”更是可想而知！知识分子经济不独立，人格也就谈不上独立，“软骨病”
自古亦然，实在难免。
　　郭沫若对李白“得意”之后的“穷酸相”，反应强烈，指出了“王公”面前
的“文人”在人家“贵族”心目中是何等卑微。于是，李白必须解决“身份”问
题，不得不往“长安”跑动。他第一次“游”长安，倚靠自己的才华结识了唐玄
宗的妹妹，进而也结识了不少“诗坛”大家。第一次“进京”，李白虽未捞着一
官半职，但却有了名气。后在天宝元年的冬季，第二次来到长安，则更是受到皇
家礼遇。“天子”唐玄宗亲自“召见”了李白。
　　如此得势，李白本该升官发财。然而，文人的毛病在他身上暴露得太多，他
因此而遭“谗”。这样，李白才又在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744年，被“赐金还
山”。他的被谗，则与他“穷酸”与“卑微”以及“恃才傲物”的“天才”与
“浪漫”大有关联。

十九、媚邀李白而“游泳”

　　郭沫若在1962年写作有关“兰亭序”书法辩伪文章时，就已经知道毛泽东爱
听“造反有理”的话，“文革”中毛泽东更是鼓吹“造反有理”，既然如此，我
郭沫若这里就给你再来它一个“造反有理”，谁不造反，我就说谁坏话，就不是
无产阶级，就是“地主阶级”，就是“剥削阶级”。杜甫不是不造反吗？我就把
这“人民诗人”的“光环”给你拔下来，让他示众，让他丢丑。我痛骂了他，既
迎合了“恩主”，又抒发了自我，何乐而不为？！杜甫就这样成了郭沫若笔下的
“牺牲”。但这个“牺牲”很有意义，郭沫若将宋明以来贴给杜甫脸上的金粉，
逐一剥离。大概这也是他闷闷不乐中潜意识深处的某种“造反”吧。
　　有需注意的是，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前后稍有一点区别。在李
白部分，郭沫若还作诗一首，故意献媚，《水调歌头》一曲，以迎合“主席”的
口味：

　　。。。。。。
　　日照长江如血，
　　千里豁明眸。
　　洲畔渔人布留。
　　正是鲥鱼时节，
　　我欲泛中游。
　　借问李夫子：
　　愿否与同舟？

　　君打浆，
　　我操舵，
　　同放讴。
　　有兴何须美酒，
　　何用月当头？
　　《水调歌头·游泳》，
　　畅好迎风诵去，
　　传遍亚非欧。
　　宇宙红旗展，
　　生死大鹏游！

　　郭沫若是在1964年写下这首诗的，而在1966－1969写作《李白与杜甫》这部
书的漫长岁月中，依旧像《给曹操翻案》一样，要时不时使用毛泽东的诗词，或
借用以往“紧跟”毛泽东的话，来给自己加油，来给自己寻求靠山。就在“李白
的家室索隐”一节的最后部分，郭沫若拿着毛泽东的“游泳”，“水调歌头”了
一把，抒发了感情。我估计这还是郭沫若的聪明。因为在李白一节中，他鼓吹的
正是“造反”。而往后面，则再无这种奉承，全是苛责，对杜甫严厉挑剔甚至谩
骂。这自然无需挡箭牌。这是为什么？大家不应该忘记，就在他漫漫长夜中写作
《李白与杜甫》的过程中，他的两个儿子分别于1967年4月和1968年某月（不
详），先后死于“文革”。两个儿子的死，对于郭沫若的情绪打击最大，但他表
面上没有也不敢有任何发作，他甚至胆小到了不敢向周恩来求救。不求救不等于
他没有怨恨。他的怨恨往哪里发泄？怎样发泄？
　　这种情况下，杜甫老先生就免不掉要挨当今“文化旗手”的“迎头痛击”。

　　二十、陈伯达嗅出“异味”

　　郭沫若这部“最后的著作”，尚未出版之前，就有人嗅出了其中“怪味”。
这里举一个例子。
　　1969年6月13号之后，当乔冠华和余湛走访过郭沫若并发表对苏公告之后，
陈伯达也就知道了郭沫若的写书情况。当时的陈是“文革”小组组长，自然会对
“文化”现状格外关注。得知消息后他也就来凑热闹。陈先是对郭的这部著作表
示关心和重视，当即指示中科院印刷厂将郭的全部手稿进行影印。如此重视，陈
伯达是要干什么？郭当然无从知道，陈也未讲，也用不着跟他讲。郭猜测有可能
是将书稿送给毛泽东看，也就同意了书稿的处理意见。但是影印之后不久，陈伯
达马上变了态度，说不能将此书稿送达毛泽东，“让郭自行处理”。郭沫若莫名
其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陈伯达对郭的这部书大加指责，说了许多有关评价
李白的话。这样，郭沫若的这部书也就不能马上正式印出。倒是有机会留下给郭
以修改的余地。
　　这里的问题是，陈伯达为什么不允诺送达而要退还书稿？难道只是其中郭沫
若引用了李白有关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残酷迫害方面的文论？未必这么简单！陈伯
达不仅是“文革”小组主任，而且是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的学人。他的“文
化”嗅觉应该说很是不赖。他是否看出了郭沫若书中的一些“倾向”性问题？如
果郭沫若的书旨在讨好毛泽东，自然不会引起陈的反感，相反他还会以此而去邀
功行赏，绝不会“退还”给郭沫若。极度鼓吹李白而贬斥了杜甫，是否让陈伯达
看出了“李白”的“放荡不羁”和“直谏”味道？假如解读出了“杜甫”的“奴
性十足”语意，陈又会做何感想？
　　这是一个谜，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讨论甚至猜测。
　　总之，这部看起来“最不成功”的书，却有着很多谜团，隐含着最成功的成
分。
　　1971年10月，郭沫若经过对书稿的“大小改动了几百处”之后，终于出版了。
该书一出，立刻引起了“议论”，其中“非议”的比例实在高过“赞誉”。大家
纷纷猜测和讥刺郭沫若的“动机”和“目的”，大家惊讶郭沫若对杜甫的如此苛
刻。
　　然而，各种非议也只能是非议，并没有媒体将这些“不同声音”发表出来。
　　毛泽东是否看过《李白与杜甫》？他看后有什么样的意见？至今没有相关材
料。照理来说，郭沫若这么大的动静，既然能惊动陈伯达，必然会惊动“四人帮”
等“文革”核心人物。而惊动了这些“权倾一时”的“红人”，毛泽东那里也是
会有些动静。嗜书如命的毛泽东最起码会翻翻这部与他“兴致”相投的书，最低
条件他会听听有关此书的情况介绍。“文革”中，毛泽东都能知道姚雪垠写作
《李自成》的动向，难道真就不知道郭沫若的这一《李白与杜甫》动向？这时的
毛泽东虽然开始痛恨起了林彪，但精气神还没有坏到不能读书的地步。可惜又可
惜，至今没有任何有关毛泽东的评价。

　　二十一、毛泽东批评郭沫若

　　事过不久，毛泽东就发动了“批林批孔”和“儒法斗争”的运动。
　　这场运动的对象，正如郭沫若所云，就是周恩来。
　　1973年春，毛泽东点名批评郭沫若，跟江青哂笑郭沫若道：“郭老从柳退，
不及柳宗元。名曰*，崇拜孔二先”。同年8月5日，毛泽东专门写诗《读
〈封建论〉，赠郭老》，进而又批他“《十批》不是好文章”，告诫他“劝君少
骂秦始皇”。关键一句正在最后，那就是“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是一句告诫的话，要郭好好读读《封建论》，不要从柳宗元的水平倒退到周公
文王和孔子那里去。这里“文王”其实就是“孔子”。因为孔子最佩服的就是文
王。
　　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意思，就是你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实在不如
章士钊写《柳文指要》。你看人家所写的《指要》多好，你不妨“熟读”一下
《封建论》。这里的《封建论》完全可以是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代称。毛泽东
善于“迂回”，很难说这里没有针对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意思。试想，1971
年出版的书，而且是郭沫若所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主观动机又是在歌颂领袖
毛泽东，毛泽东怎能不知道情况？这于理于情实在都讲不通。文革中没有人写书，
这是极少见的著作之一。
　　据章士钊之女章含之在回忆乔冠华的一部书中讲，章士钊出版《柳文指要》，
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亲自给了章士钊一万元人民币的稿费。这笔钱，章士钊没有派
上用场，却被章含之派上了用场，给乔冠治疗癌症购买了高级补品（主要是西洋
参）。
　　郭沫若出版《李白与杜甫》，除得到出版社的某些稿费外（应该如此，但文
革中常常没有稿费），并没有得到诸如毛泽东或周恩来的什么奖赏，相反两年后
却遭到了毛泽东的两度嘲弄。与章士钊《柳文指要》一书的出版情况相仿，《李
白与杜甫》从写作到出版，也经历的反复修改的过程，曾在抽屉中积压了好长时
间才得以问世。这两部同年出版的“阿谀”之做，命运却完全不同。这实在有些
蹊跷。应该说，郭书中更含有毛泽东不愿接受的某种文字和态度。极度鼓吹李白
之“造反有理”，就等于对现实之严重不满。与杜甫相比，李白不恰恰是一位勇
于“造反”的诗人代表吗？伟大领袖可以高喊“造反有理”，但未必喜欢别人的
“造反有理”，“战友”们如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仅仅因为不同意他的某些
主张，根本谈不上“造反”，一个个就被打倒在地，谁还敢去喊什么“有理”？！
　　《李白与杜甫》1971年10出版，1973年5月和8月，就开始遭毛泽东的点名呵
斥。毛和江青长期关系不好，这回却故意要将自己的“顺口溜”念给她听。让江
青知道毛对郭的态度，不正是想借江青来向郭沫若“施威”吗？果真，江青、张
春桥向郭沫若发难了，让郭沫若犯了心脏病。
　　除了《十批判书》本身大大诋毁了秦始皇，攻击了韩非的理论，谩骂了申不
害的“法术”；除了周恩来是郭沫若的入党介绍人，是他多年的“朋友”等具体
的政治因素外，是否毛从《李白与杜甫》中感觉出了什么问题？
　　既然毛泽东在50年代就能听懂康生指摘别人的“用小说反党”，难道就看不
出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中的某种“抗议”？这些都还可做进一步关注和讨论！
　　别看《李白与杜甫》表面上是一部“迎合”、“阿谀”之作，但却隐伏着许
多未必“迎合”的声音。
　　毛泽东没有直接发表对这部书的看法，但他对郭却有直接的意见。
　　毛泽东向喜迂回战术，旁敲侧击，声东击西，让你摸不着头脑。在“批林批
孔”运动的酝酿时期，毛泽东就捎带批判了郭沫若，这是否也属一种“迂回”？！
　　…… ……

　　二十二、郭沫若生后“非议”种种

　　郭沫若谢世之后，对他“非议”的声音终于陆续出来。其中萧涤非的“反弹”
调门最高。1978年6月，郭沫若逝世，1979年萧涤非开始在《文史哲》上面“反
驳”郭沫若。他说：“郭老过去也是尊重杜甫的。他的这次抑杜，不过是他自己
在翻自己的案，而我们的非议，也不过是以前日之郭老反后日之郭老而已。”为
什么萧涤非会有这么大的“反弹”，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郭沫若在批杜甫时，处
处是拿着萧之言论当“靶子”，萧涤非是“人民诗人”的鼓吹者。其实，维护杜
甫“人民诗人”的尊严者们，实在看不出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问题上的微妙。包
括萧涤非这样的高手。
　　就在各种“非议”中，居然有一种“认为”说：“当时，被批判者是没有答
辩的权利的，局外人更是不容置喙。一则因为《李白与杜甫》是名家著作，而对
此书的反驳就是对名家不敬，二则据说李白已内定为法家诗人，而杜甫是儒家，
《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是顺乎尊法反儒的时代潮流，所以也反驳不得。”
（见陈榕甫《杜甫优劣古今谈》，载《文汇报》，1980年12月17日）。这完全是
一厢情愿的猜测，书写作于“文革”岁月，出书也在1971年，那时且没有开始
“批林批孔”运动，郭沫若再能耐，他怎么能在“文革”中嗅出“儒法”的气味？
如果真是将李白“内定”为“法家诗人”，那么郭沫若为何还要痛遭毛泽东的呵
斥？这种猜测，实属臆断，不足取信。
　　郭沫若的文章总有一种特点，做得太与时代密切结合，让人发生着各种联想，
既能让你感觉到他在“巴结”和“讨好”当今“最高统帅”，又能让你与“儒法
斗争”发生起联系。猛一听似有几分道理，道家诗人李白的确是在大骂儒家诗人
杜甫啊。可，李白这样一个“道家人”，怎么突然间变成了“法家”？他有什么
“法术”，他有什么“竣法”理论？实在讲不去。细想一下，不攻自破。
　　……
　　世人都说《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的“最坏”的一部著作，而我却觉得这是
郭沫若最好的一部书。它好就好在，千头万绪，让人莫衷一是，摸不着头脑，可
有多种解释的可能。“借劲使劲”，“造反有理”，“高扬骨气”，“反对奴气”
的这种“解读”是我首先提出来的一种“可能”，不知会否遭来方家的连篇喝斥。
我等待着。
　　诗人已乘黄鹤去，李白杜甫乱悠悠！《李白与杜甫》的莫衷一是，其本身都
会作为遗产人供后人反复讨论永远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