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鲁迅先生的研究，中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厉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罢了”（见鲁迅1925年文《论“他妈的”》）。

　　纵观历史上的骂词，从士大夫在经史之上流传下来的骂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种意思来——

　　一是骂错位的，比如骂“贱”等。关于“贱”，《史记》有“贩贱卖贵”（见《史记列传第二十五》），本意指的是货物，是指便宜货，后引申为地位卑下，又作动词用，即“下贱”之意，多是骂妇人，比如“贱妇”、“贱人”之类，或者骂某人不好的行为，比如“作贱”；同样的，还有骂“役夫”之词的，“役夫”出于《左传》文公元年，楚成王的妹妹江芈被商臣（楚成王之子）故意激怒之后，骂道：“呼，役夫！……”现代将“役夫”译为“奴才”。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骂“贱”、骂“役夫”，其实质骂的都是“地位的主观降低”——即被骂人的现实地位与骂者口中骂出的地位形成差异（不相符），人家商臣就是后来的楚穆王，即使是他姑姑江芈骂他的时候，他的地位也是高贵的王子，怎么会是“奴才”呢？显然，是江芈在骂词中故意将侄儿的身份降低了，或者换句话说，只要故意将对方的地位降低就可以起到骂的效果。

　　二是骂“缺”的。《南史/宋本记》有载：“帝（前废帝刘子业）自以为昔在东宫，不为孝武所爱，及即位，将掘景宁陵，……肆骂孝武帝为齇奴。”这说的是小皇帝骂老皇帝的故事。怎么骂的呢？并不是骂“民不聊生”之类政治上的东东，而是骂老皇帝的生理缺陷，因为“齇，zha”是指长在鼻子上的红斑，意思是小皇帝骂老皇帝“酒糟鼻”，同时将“齇”与“奴”相联，又使骂词多了一层“错位”的含义。看来刘子业是一名通晓骂技的皇帝。这种骂法是骂生理缺陷——换句话说，如果将别人的生理缺陷说出来，也可以达到骂的效果。

　　三是骂“死”的。骂“死公”之语，出自《后汉书/文苑列传》，是弥衡骂黄祖的话，骂词为“死公！云等道？”“死公……”何意？唐代李贤注：“死公，骂言也；等道，犹今言何无语也？”如果用现代白话，大约可以译为：死人，你为什么没有话说了呢？当然，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把弥衡的骂词改得更有文采了：“（黄）祖曰：‘似我如何’？衡曰：‘汝似庙中之神，虽受祭祀，恨无灵验。’祖大怒曰：‘汝以为我为土木偶人耶！’遂斩之。黄祖不满的是自己明明大活人，你祢衡却将活人说成是“死人”，这其实也是一种咒骂，其中含有及其轻蔑的意思，所以黄祖要杀他。骂人骂“死人”大约是弥衡的发明专利。

　　四是“老狗”和“貉子”的骂法，“老狗”出自《汉孝武故事》（汉班固著），栗姬骂景帝“老狗，上心衔之未发也”（怀恨在心）；“貉子”出自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惑溺》：“孙秀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骂人为“狗”，现代人仍然继承未弃，后世、特别是现代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将“狗×的”使用得很普遍，寻求“狗骂法”的开山鼻祖，可能是栗姬（至少是因为她而让骂狗法名垂青史、源远流长）；当然，将人骂成“貉子”的，最后没有人发扬光大，恐怕是貉子经过历史发展变得比较珍贵了，骂人就要骂他贱，怎么能够往珍贵方向骂呢？这是把人骂为畜牲、动物，并且是骂成比较低贱的那一类。

　　五是骂别人的家人的骂法。最有名的是《战国策/赵策/秦围赵之邯郸章》所载：“周烈王崩，诸侯皆吊，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则斫之！’（齐）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为天下笑。”用现代白话是说：“周烈王死了，各诸侯国都去吊丧，齐国派的相国田婴去晚了。周室大臣都很生气，在给齐国的讣告中说‘天子驾崩，如同天地塌陷，新天子都亲自守丧。而……齐国迟到，按理该斩。’齐威王勃然大怒，竟然骂道：‘呸，你妈也不过是个奴婢罢了！’结果成为天下的笑柄。”看来，齐威王说别人的老妈是下等人是遭到天下人耻笑的，所以，鲁迅没有确认齐威王是骂妈的源头（鲁迅说“‘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其实，在门第观念与联姻制度十分严格的封建社会，诬他人的先人是下等人，是很难容忍的。周王的母亲不可能是下等人。这只是骂人的一种骂法而已。还有比较著名的是“赘阉遗丑”，是三国时的袁绍与曹操宣战，要在舆论上搞臭曹操，所以请了当时的大才子陈琳写了一篇颇有文采的檄文，其中一句就是骂曹操父亲（家门）的名句“赘阉遗丑”，骂曹操的祖上是阉人（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说此文将曹操的偏头痛也治愈一次）。这里的骂法是不骂本人而骂他们的亲人，是一种本体转移的骂法。

　　根据以上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骂人，绝大多数人骂人不骂女人，即使是齐威王骂人家的妈出身卑贱，也是被天下人耻笑了的。

　　当然，经史是“国学”大典，有历代士大夫把关，骂人的话没有挡次，怕也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所以，我们有疑问——非士大夫的民间骂法，又将是如何的呢？

　　历史人物不可能直接跟我们对话，所以，我们不妨到中国的四大名著中去转一转，看看顶尖级的小说大家是否收集了古代骂人的东东？根据一般人的印象，骂人骂得最凶最难听的话，恐怕就是两句颇为著名的粗口，一句出在《水浒传》中，是粗人黑旋风李逵的口头禅“杀去京城，夺了鸟位！”“鸟”在这里是骂语，似乎应该读作“diao”，而不应该读作“niao”（前些年说书的名嘴都是发的“niao”音）；另一句骂人的粗口出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是通过纨绔子弟呆霸王薛蟠的行酒令〈女儿乐〉显示出来的，是一句现代民间很常见的骂语，同时，也是当代文人常用于小说中的骂语，50后的王小波（《青铜时代》）、60后的邱华栋（《教授》）、80后的韩寒（《他的国》）都使用过，可能是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具有阳刚之气的骂语，其骂意与李逵骂“鸟”之意一致，只是来得更加直接，完全是口语化的而已。在过去的经史之中是看不见的，但可以在通俗读物中看见。

　　除了以上两句骂词之外，中国古代的民间，还有哪些精彩的骂人之语？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到了具有风俗民情大杂烩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发现它给我们提供了相关的资料。《金》不但是社会小说、艳情小说，天下第一奇书，震撼了明末文坛，即使是在描写的骂词中，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属于上乘之作。我们就以其中的第八回“薛媒婆说娶孟三儿，扬姑娘气骂张四舅”为例，来看一看我们的先人是如何骂人的。可以说，作者独具匠心，运用了非常细腻的笔法，写实主义地描绘了宋明社会的骂词骂风。第八回主要是描写三个老女人、老男人之间的骂架，出场的是“婆子”（媒婆）、“张四”（舅子）、“姑娘”（实际上是姑妈，文中是一位拄拐的老太），他们三人之间的一场精彩骂仗。单看三人的身份，你也就知道，这应该是下里巴人中最没有底线的骂法了。

　　现将核心骂语录于下——

　　张四在旁把婆子瞅一眼，说道：“…凤凰无宝不落。”只这一句话，道着婆子真病（讥她贪财），登时怒起…骂道：“…你这老油嘴…”张四（回）道：“…你这老咬虫…”姑娘（即姑妈）道：“贱没廉耻老狗骨头…”张四道：“…老杀才，搬着大，引着小，黄猫黑尾！”姑娘道：“张四，你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骗口张舌的好扯淡！…”张四道：“你这嚼舌头老淫妇！挣钱来焦尾巴！怪不得您无儿无女！”姑娘急了，骂道：“张四，贼老娼根，老猪狗！我无儿无女，强似你家妈妈子，穿寺院，养和尚，合道士！”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上的骂法，虽然骂词不少，但细一捉摸，可以很快发现有，所有骂词均有一股阳刚之气，或者说其主要骂风是刚烈之风，因为其中多骂男人，不但士大夫骂男多于女；名著就更加阳刚，整个骂就对准男人自己；就连市井之徒（最有骂人经验的老男人老女人）骂起人来，也以男性的“根”为多。悠悠历史，泱泱大国，连骂人的人，无论他的地位如何（士大夫也好，市井之徒也罢），他们骂起人来，总有那么一股雄风犹在胸中，真正是有点“风啸啸兮易水寒”的壮烈情怀。

　　够爷儿们！

　　但是，就在近代，阳刚的骂风突然转向，变成了“阴风”，所以，鲁迅先生不得不在二、三十年代，将中国的国骂总结为“他妈的”。你看，由骂男人转而骂女人，而且是女人中地位最高的“妈”，鲁迅先生无奈的道：“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见‘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封建社会，长期压抑妇女，孔夫子也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可是几千年来，却没有全国共骂女人中最高地位的“妈”！真是想不到，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人，抛弃了雄风犹在、壮烈情怀的阳刚骂词和骂风，居然将自己的母亲当作为了全国一致共骂的对象，怪不得鲁迅先生要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将“他妈的”总结为“国骂”！也不知是不是当时的中国人受多了洋人的打击，胆子变得小了，但又忍不住要骂，于是“半夜吃桃子，按住软的捏”，骂了被侮辱被欺凌的女人，以骂弱者来平衡痛苦的心理？

　　然而，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离鲁迅《论“他妈的”》发表八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早已挺直腰杆子站起来了，进了联合国担任了常务理事国、还加入了那个WTO。可是，我们的“国骂”不但没有丢弃“他妈的”，不但没有转向阳刚，反而更为变本加厉的阴惨了，骂人的东东，已从骂“妈”普及到了胎生物种的女性，凡是“B”都在被骂之列。并且，骂人之风除了向女体外延扩张之外，还向女体的内涵深入，已经深入并具体到达一个很私人的部位，比如我们都十分熟悉的流行骂语“傻B”，就是其中的一件杰作！现代人的时间紧，效率高，目的强，头脑单纯，连“妈”也不要了，直接就奔了“B”去！（注：本人写有《考证傻B来源》的五篇文章，在此先按下不表）。

　　并且，更让人感到可悲的是，骂人的阴湿之风，一时还没有往阳刚方面转动的意思，大有再向更阴的方向发展的趋势，这不但表现在骂人者不敢骂“鸟人”和相同的意思的男根的那个双音节词组（王小波最喜欢使用的那个）之类的豪言壮语，还表现在骂人者越来越胆怯，不中用，连在网上也不敢留真名（有时假名也不敢留，在假名之上还穿件马甲），可使用起骂女性的语言来，却又凶得像他爹就是黄世仁！更有甚者，不但是逃学的坏孩子、无名草根在骂，也有在文学、电影方面的有名人物们也成批量的使用起像“B”这样的“深入性”语言，为“他妈的”阴风劲吹不断鼓劲，为中国的“国骂事业”添砖增瓦！

　　历史在前进，现代也将成为古代，这就像古代发展到现代一样。我听阎崇年先生讲清代史，说现在的人考证清代的文章，当弄不清楚具体年代时有一绝妙的办法，就是查文章中对于皇帝的忌讳，如果查到在写“玄晔”时，“玄”字少了一点，那文章就一定是康熙年间，或者也是那之后不久的。当时，我觉得挺有意思，但同时又为现代担忧起来，因为现代早已没了这样的忌讳，尚是过了几百年，后人把我们当作古人来研究时，他们凭什么来推断我们留下的文章的年代呢？

　　现在，我不用担心了，我们替后人留下了一个标识，凡是文章中有“他妈的”，一定是二十世纪的，凡是文章中有“傻B”的就是二十一世纪初的。当然，如果带同样标识的文章多了，也就可能影响到后世学者的思维，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位乙者向另一位甲者请教一堆文章的年代，甲兴许会说：“不用再看了，这些都是‘傻B时代’的文章，你看，它们满篇都是‘傻B’呀！”

　　鸣呼，要不想进入“傻B时代”，现在打扫卫生还来得及……

　　当然，也许骂人者会怒道：“扫什么扫？你整个就一傻B！”

　　果然“他妈的”是个“傻B”横行的时代！！

　　提示：中国国学是博大精深的，决不是被后代封建帝王剪裁过的儒家文化。我们要认清中国国学的真面目，如果说国学是一群高大的山峰，那么儒家只是其中的一座，而不能代表全貌。

　　近年来国学大倡，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又发生了兴趣，社会出现了读经热、孔子热、读史热。重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举双手欢迎。但当前社会最大的问题是，错把儒学当作国学。我今天到这里来向大家说明的主要观点是：儒学并不是全部的国学，甚至不能代表国学。

一、儒学并不代表国学

　　如果让我描述当前中国对历史的研究状况，那么我认为基本上未离开传统的独尊儒术的模式和思路，如果不跳出这一模式和思路，那么今天的中国社会仍会象过去两千年里一样，走一条狭窄的国学之路。

　　这种现象我在几年前就感觉不对劲，譬如北京育灵童教育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出版的一套《儿童经典诵读》教材，里面没有一篇法家和墨家的著作，既没有管子的“四维”，也没有墨子的“尚贤”与“节用”。

　　是法家和墨家著作的文学性不强、语言不美吗？不是！而是法墨两家的思想被远远排斥在外。春秋战国时代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昌盛繁荣的中国先秦思想文化，到了后来只剩下儒家一脉。两千年间，中国人祖祖辈辈诵读的只有儒家一家的书籍。这种状况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剧和大不幸。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这种文化局面仍然未得到改变，更是悲剧中的悲剧了。

　　我是儒家人士的后裔，我的祖上仲由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论辈份我是仲由子路的第75代孙，所以我对儒学一直有深厚的感情和研究，但我认为独尊儒术是对中国其他思想学派最大的不公，并对中国社会特别是近代的落伍带来致命的影响。

　　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必须打破封建文化专制，开拓思想，恢复中国国学的真面目（其中包括恢复儒家人物的真面目），将我国历史上真正优秀的文化传统发扬和恢复起来。

二、管子的文章不美吗？

　　现在出版的很多中国古代美文不选《管子》和《墨子》的文章，也不选《韩非子》和《荀子》。是管、墨等文章没有文学性吗？让我们亲自读几篇感觉一下。

　　打开《管子》第一篇文章“牧民”，我们可以看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障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管子在这段里告诉人们，凡是拥有土地的国家管理者，必须致力于四时农事，确保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就能安心留住。仓库里的粮食多了人们就知道礼貌礼节，衣食富足充裕了人们就懂得羞耻荣辱。君主的行为符合法度，亲戚朋友就可以相安无事；四个维持国家秩序的准则得以发扬，君令就可以贯彻推行。因此，减少刑罚的关键在于禁止奢侈；巩固国家的准则，在于整饰四维；教训人民的根本办法，在于尊敬鬼神、祭祀山川、敬重祖宗。不注意天时，财富就不能增长；不注意地利，粮食就不会充足。田野荒芜废弃，人民就会变成野草一样可怜。君主挥霍无度，则人民胡作妄为。不注意禁止奢侈，则人民放纵淫荡。不堵塞这两个根源，犯罪者就会大量增多。不尊鬼神，小民就不能感悟；不祭山川，威令就不能远播；不敬祖宗，老百姓就会犯上；不尊重宗亲故旧，孝悌就不完备。四维不发扬，国家就会灭亡。”

　　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文字美和语音美都不错，但中国历代的教育课本并不理会管子，我们今天的古代文化读物也忽视管子。这是一种严重的歪曲历史现象。

　　大家知道，管子是我国历史上春秋早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公元前725--645年），他担任齐国的国相长达40年，拥有丰富的治国经验。正是在他辅佐齐桓公的时期，齐国成为当时霸主，齐桓公得以“九会诸侯，一匡天下”。

　　管子的思想言论经过记录流传下来，祖祖辈辈影响了齐国文化，并经过历代学者不断地丰富完善，最终形成了规模和声势浩大的齐文化，使齐国发展成战国时期中国文化的最大集中地。并且，《管子》一书的内容量最大，篇幅最长，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历史甚至医药无所不包。在诸子百家中，《管子》是一部重头著作。当然，《管子》一书并非管子一人之作，它是齐国学者在历时五六百年间的时间里不断补充整理而成的。

　　自齐威王之后（约公元前350年），中国的文化中心实际上就是齐国的首都临淄。临淄城外的稷下学宫汇集了上千人的各国学者，临淄成了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城”。当然，在这个大学城里，起主宰作用的是管子学说，管子思想象一棵大树之根，生长延伸出了后来的儒、道、墨、法。从战国时期的状况看，齐文化远远大于鲁文化，管学才是当时的显学。

　　譬如儒家所宣扬的仁义道德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管学影响。管子是最早宣扬“礼义廉耻”的人，齐国是最早讲究礼义廉耻的国家。

　　《管子》开篇的第二段这样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踰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这里的“四维”就是礼义廉耻，缺了一维，国家就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管子认为有了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了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了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了耻，就不会趋从坏人。有了“四维”，国家就有了秩序，邪乱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齐国政治，既讲法治，也讲德治，是个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国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齐文化，到后来让位于以孔子代表的鲁文化。到底是什么原因使管文化受到冷落，使孔文化受到吹捧？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因。

三、齐文化的精神是民主文化

　　齐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与儒家代表的鲁文化有根本的不同。这种不同起源于周朝的建国之初。大家知道，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地，鲁国是周公的封地，这两个人一个是周朝的国相，一个周武王的弟弟；一个姜姓，一个是姬姓。所以在两个人各自的封地上，便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周公儿子到了鲁国之后，便推行周文化，改造当地的殷文化。而姜太公的儿子到了齐地之后，顺应当地的风俗习惯，遵从当地东夷人的文化传统，所以使齐文化从一开始便带有顺民意、得民心的特点。《管子》开篇第一章就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度，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牧民）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国以人为本的文化，最早就体现在齐文化里。不仅是顺民意，而且姜太公的后人特别尊重能人和贤人，因为他们先辈的职业就是国相，是靠辅佐国君起家的，他们也特别重视和尊重贤人和能人来辅佐国政。因此，在齐国的历史中先后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国相，一个是管仲，一个是晏婴。在为政方面，姜氏家族不太重视血缘关系，而是任人唯贤，唯能。这与周公后裔的鲁国形成了较大的不同。鲁国的政治一般要掌握在权贵之手，自三家分鲁之后，鲁国的政权一直操控在鲁君家族手里。后来鲁国出了孔子，一味鼓吹周礼，固守封建特权等级制，维护姬姓家族的天下。这就成了鲁文化的特点。

　　了解了这段历史，便可以看出齐国政治的民主性、开放性和鲁国政治的专制性、保守性。管子和鲍叔牙都不是齐国人，但都跑到齐国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这说明当时齐国的招贤纳士风气。

　　在当时那个种族和种姓家族封建统治时代，齐国的这种做法就是开明的民主政治。所以体现在《管子》这部书里，是大量的精英政治思想和民主政治思想。这些思想当然不能被后来的帝王们所容忍，所以，管子一书便被打入冷宫，春秋战国时期兴盛一时的显学----管学，从此少有人过问。

四、管子的反专制精神和约束君权思想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历史文化有两大传统，一种是约束君权的传统，如管子和墨子都是这一传统。另一种是加强君权专制传统，如孔丘、范睢和韩非子。这两种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力量不相上下，但秦汉以后，后者占了上风，中国从此走上了一条君王高度集权专制的道路。

　　从此以后，凡是约束君权的思想都被贬到下位，凡是崇君、捧君、拥君的思想都被扬至高位，孔子被捧上了圣位，而管子、老子和墨子都受到冷落。墨家的境地最惨。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管子》一书中有那些是让封建帝王不高兴的话。在《管子》一书里，有多处体现出反对独裁专制、约束君王统治者的思想。如“形势”一篇中有这样的语言：“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独裁专制的国家，虽然操劳忙碌，也不免动荡不安。独裁专制国家的君主，往往是卑鄙而没有威信的。

　　在“权修”一篇里，管子再次提到“独王”的危害：“功之不立，名之不章，为之患者三：有独王者，有贫贱者，有日不足者。” 这里的意思是，君主搞独裁专制，必然使国家贫穷卑劣，财政收入入不敷出。

　　在反对君主独裁的同时，管子告戒齐桓公：“君不君则臣不臣……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

　　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齐国当时的君臣关系，没那么多君道尊严，并不象秦始皇以后那样，君王至高无上，不可约束。国君对大臣都是相当尊重的，齐桓公将管仲称为“仲父”，显示出当时社会的政治关系。

　　正因为管子是一个反对独裁专制、限制君权和约束君主的人，所以，管子到后来受到韩非子猛烈的攻击。在韩非子眼里，管子对君王的大不敬，是帝王霸业最大的危害。这是先秦文化的两个极端，一个是有限的民主文化，一个高度的极权专制文化。可悲的是中国后来走上了一条高度极权专制的道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管子的学说怎么能流行呢？管子思想怎么能被人们熟悉呢？

　　所以，中国真正的国学是博大精深的，决不是后来被历代封建帝王剪裁过的儒家文化。我们要认清中国国学的真面目，如果说国学是一群高大的山峰，那么儒家只是其中的一座，而不能代表全貌。

五、墨子反对封建等级制的精神

　　今天我们要恢复中国国学的真实轮廓，更不能不了解墨家这一学派的思想内容。墨子学派在战国时阵容强大，声势浩大，由于它诉诸平民百姓，深得人民大众的欢迎，因此墨子门徒甚众。

　　后来墨子和墨学被冷落的原因是由于这一学派独有的遏制帝王思想、反专制精神、环保精神、节用精神、平民精神、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和自由竟争精神。

　　墨学是战国时期的热学和显学，在社会中的影响不亚于儒家。现存的《墨子》一书中有“亲士”、“修身”、“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五十多篇文章。过去的评论一般认为，兼爱是墨子的核心思想，节用、尚贤为其次。但用现在的眼光看，《墨子》“尚贤”和“尚同”篇中的政治学思想应当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先来看墨子的平民思想和平等思想，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尚贤”一篇中，在“尚贤上”中，墨子指出：“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这一句话相当重要，在墨子眼里，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不管他出身多么微贱，国家都要起用他,重用他。这对于当时的封建种族等级特权社会来说，是十分难得的思想。墨子的这一思想，打破了当时的身份等级制和封建等级世袭制，是向封建血缘等级特权制度发起的猛烈攻击和挑战。

　　墨子特别推崇和赞赏古代圣王，这些圣王主要是指尧舜禹。墨子说：“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尚贤上）”

　　这段意思是：古时尧推举舜于服泽之北，将政事授给他，而天下太平。禹推举益于阴方之中、把政事授给他，而九州太平。汤推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把政事授给他，而计谋得以实现。文王推举闳（hong）天、泰颠于猎渔人夫之中，把政事交给了他们，而使西方各小国臣服。所以在那个时候，禄厚位尊的大臣们没有不心怀恐惧、兢兢业业地积极工作的，平民百姓没有不争相努力，提高自己的才能和道德的。

　　所以，墨子总结出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这一思想对于当时的封建贵族家族统治无疑于一颗重磅炸弹，是对封建秩序的严重颠覆，因此，墨家被打入冷宫是势所必然的。

　　我说墨子是有民主精神的，但有人不同意，还写文章反驳我。为什么出现这种分歧？主要是那个人可能是拿今天的民主标准去要求古代的民主了。在当时那个时代，让下层人自由地进到上层，国家领导者注意听取下层人的意见，这就是很大的民主了，这比权力由封建贵族家族独揽要好。

　　墨子主张的是精英政治，尽管精英政治不会有现代民主政治举手投票一类的内容，但在那个时代，精英政治相对于家族政治是一大进步，它最起码是打破了姬氏家族的血缘统治。实现了社会其他成员对政治的参与。所以，人类社会的民主制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没有当年那一小步，就没有今天这一大步。墨子“尚贤”和“尚同”篇里的主要思想是民治思想，就是由有德和有智慧的人民来治理国家，而不是由世袭者来管理国家。

　　试问，墨家的这些思想能被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所容忍吗？大家可以翻开《史记》看一看，关于墨子的叙述只有24个字，只是在“孟子荀卿列传”最后提了一下墨子：“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这与其他诸子连篇累牍的记载比起来，司马迁的做法真是厚此薄彼。是司马迁有意冷落墨子，手头确实没有墨子的记述材料，还是别有其他的原因？我想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

　　从观点上讲，司马迁倾向儒家，可能从心里反感墨家思想，因此，在写《史记》时特意将其省略。要么就是碍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不敢记录封建专制统治者不喜欢的学说。从《史记》的撰写已经可以看出当时独尊儒术造成的社会思想“白色恐怖”，可以说汉武帝的专制比秦始皇差不了多少。

六、墨子的“选天子”思想不能被封建统治者所容

　　墨子更不被当权者所容的是他的“选天子”思想，墨子比管子更进了一步，不仅大臣要选择，而且连天子也要民主推选。

　　“尚同上”篇里这样说：“夫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虽然墨子书里未说明天子是怎么个选法，但一个“选”字，表现出墨家的基本思想，那就是反对世袭，反对血缘家族统治。

　　这种思想与法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看《韩非子》一书就可以知道，法家是千方百计地加强和巩固帝王的权力，而墨家是制约和约束帝王的权力。墨家与儒家也是不同的，儒家把王公贵族等级制视做固定的，不可逾越和改变的，而在墨家眼里，一切权威和权力都可改变，社会是可以变的。平民百姓可以进入上层，王公贵族可以沦为平民。这一切都取决于竞争的结果。

　　墨子思想是竞争的，社会位置不是固定的，而是通过竞争来变动的，这是对封建家族等级特权制的巨大挑战，墨家思想在当时是颠覆性，如果不是秦国靠武力统一了六国，墨家思想会得到相当大发展，今天的中国也不会是这个样。

　　至于墨子环保思想和科技思想都体现在“节用”、“节葬”、“经说”等篇里，墨子对逻辑和科学实验都有大量的研究，但这样一部墨家著作却不被后人重视，科举读书人只会摇头晃脑背诵《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种现象如其说是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的提练和筛选，不如说是对传统文化的禁锢与封闭。

七、中国国学决不能被儒学一叶障目

　　在国学大倡的时代出现了很多怪事，譬如外交部门要在世界各地建立100个孔子学院，各地纷纷上演祭孔大典，一年一度的孔子节耗费了大量的民力物力。个别学者仍然提倡独尊儒术，甚至试图把儒学奉为“国教”。这些现象都可视为现代封建文化专制的再版。

　　我决不是反对儒家学派，而是反对这种独尊儒术的做法。我曾经写过为儒家辩护的文章，因为儒家精神里也包括独立的民间精神。儒家的真实面目是它的民间性，而不是政府性。在孔子74岁的一生中，只有三年的时间在政府里工作，其他大多数时间是以民间学者的身份出现的。但汉代以后，儒家被捧上了越来越高的地位，儒学被极大地官方化了，成了为官方封建统治服务的一个工具。而古代另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传统被人为地湮没了。

　　这不是真正的国学状态，21世纪的中国必须恢复真正的国学面貌。特别是要发掘那些与现代和当代精神最接近的思想。譬如墨家，墨家的很多主张都接近于现代，因此，我们要好好挖掘和继承墨家传统、管学传统和法家传统。

　　法家文化尽管重视功利，但却是相当具有竞争力的一种文化。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要运用法家精神，在国际市场上积极竞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保持儒家文化道德仁义的精华，广采博收，全面吸取诸子百家之长，这样我们便有丰富的知识宝库和思想宝库，这样我们便不会只知道照搬外国，盲目地学习西方。

　　最后我要说一句，中国文化决不能被儒学一叶障目。如果现在还不改变两千年来独尊儒术的做法，那么中国文化不能前进，中华民族也不能进步。我们的头脑仍然是偏狭的，我们的心理仍然是小器的，我们的作风仍然是专制的，我们的社会仍然是特权与等级的，我们的发展仍然是不平等的。

　　最后，让我们以欣赏一段墨子的语言来结束今天的讲座，看看墨子的文字能不能进入我们学校的教科书，墨子的文字是不是就那么晦涩难懂，墨子的文字语言美不美。

　　“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颠，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末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秏。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修身篇）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样的一句话：“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这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思想。而这样的文字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国人的口头语，广泛流传呢？显然是文化和思想封锁的结果。